年金制度將會深遠引導人力資源的流動。
如果公教都要到65歲才能有月退金，
那麼之後25歲取得碩士學位的人，
幾乎都會選擇25~45歲在民營機構打拼，
等現金存夠1,500萬元，去買4%債券，
自己給自己發月退金5萬元之後，
才會想說公門好修行，
再去考公教人員或是不用負行政(導師)責任的代理教師。
因此，中華民國的公教人力會出現25~45歲多是約僱兼職人員的情況，
這對於政務推展和國家事務管理人才的養成會是很大的危機。
所以，要打破職業流動的限鎖，
要讓年金變成國民個人專戶(全民年金)，
國民不管職業別一人一帳戶(以國民身份證號碼為帳戶，存於台灣銀行)，
不管是勞軍公教，完全適用同一公式，同一準則。
舉例如下，不管職業別，每月按其實際月薪資扣繳10%到個人年金專戶，
僱主(可能是上市公司也可能是政府)也同額提撥10%到受僱者的個人年金專戶，
國家也同額提撥10%到受僱者的個人年金專戶。
也就是說只要當月有收入，就會有30%的提撥到個人年金專戶。
這個提撥行為，直到滿65歲時就停止，
然後開始領每月1%的利息，至其往生為止，
往生時此帳戶本金由國家充公轉入國家長照基金。
至於軍警或其它高風險職種人員呢？
仍然以相同的全民年金制度處理，
但大大調高其月薪資(風險加給)，
並由僱主(政府)加保職災意外及失能險。
當政府的政策風險具有不確定性時，
誰不會怕十年後會有二次年金改革呢？
誰不會怕二十年後再有三次年金改革呢？
誰不會怕三十年青春忠忱盡付流水呢？
面對現金的誘餌，誰會不動心呢？
公務員的道德風險會完全潰敗。
事務官為什麼能堅守正道和法律呢？
因為五十五歲就能有月退金，領到死可以領二千萬(但要祝福國家不亡才行)。
這就是三十年忠忱謀國的代價，
如果沒有了這個告老還鄉的契約獎勵，
那麼出賣國家去當美國或中國人，
就會是新一代公務人員的退休快捷列車。
如果改成全民年金提撥專戶，
就能對判國者，背信經理人進行制裁，
直接沒收歸零其全民年金專戶現有餘額，
充公到國家長照基金，準此，則可控管道德風險。
目前的改革方向，只是為了不破產，但，無法讓國家長治久安！
反而會鼓勵所有公務員用力收賄出賣國家。
反正政策穩定性不可信，那就先A現金是王道。賣國者將大量湧現!
那麼誰來擁護中華民國呢？誰來擁護台灣國國家主權呢？
公務老長官占位到65歲，那麼他之前幹的黑事，哪有機會讓年輕接位官員翻出來定罪呢？
為什麼要讓公務官員杯酒釋權呢？
想想古人和平勸退老人的智慧吧!
五十五歲不退，要幹到七十嗎？
整個國家要讓一票老屁股把持到死嗎?
這不是封建皇權時代的風景嗎？
治國不能只會算錢！
錢不破產，但人心忠忱破產，
亡國只要二十年功夫。
治國不能只算錢，還要算人心風氣道德！
只有一體適用的全民年金個人專戶才是長治久安之道！
真改革，就只要在2018年起給每個國民一個與身份證字號相同的年金專戶即可，
每個人不管他是幾時退休幾時無業，
有專戶的國民都是到65歲時停止提撥享受每月1%的台灣銀行出息零花。
現行所有年金一律結清，
將現時所有年金以財務工程公式，計算等化現金值，
一律予以結清後無縫接軌轉存全民年金專戶，
準此，則國家長治而久安。因為國民欲拼年金，就要拼職能高薪，
月薪多自然年金多，自然國家稅收多，自然國家多提撥。
照蔡政府的年金改革法，亡國只要二十年。
因為25~45歲的人多數不會想入公門當正職，
會入公門正職者多數是看A錢賣國賣公共事務利益的機會。
年金一定要改革，要從後代養前代的世代不正義改，改成自己養自己的確定提撥制，
到65歲時不再提撥開始領月利息1%，
往生後本金收歸國有轉到國家長照基金去，
而不是給自己的小孩，因為是國家長照在照您。
公教人員其實是可以感動的！
多幾句溫言暖語，讓他們感心認捐國家長照基金也是辦得到的。
不然 星雲法師那麼一大片事業，是如何得來的呢？
就是 給人歡喜，給人信心，給人方便。
有佛法就有辦法，慈能動物而移風教化，
總統多給已退休公教誠心讚美祝福，
然後表明自己治國無能苦了大家，
自己以身做則將18%請台銀自動按月轉撥國家長照基金，
往生後自動結清遺贈國家長照基金，
公教人員自然望風景從，
何勞18%改革呢？
準此，18%將是榮耀而非污辱！
國家長照之危亦得解矣!!
然後，
家和萬事興，國平天下平。
《公門菜鳥飛》作者魚凱（攝影/陳怡絜）在平均年資25至30年可退休的公務體系中，任職6年的魚凱實在算不上菜鳥，唯一菜的或許是他的心情，他對公務員一職仍抱有改革的夢想，他討厭關說，質疑現階段的考選制度、各層級內的反饋機制，他抱著丟掉「鐵飯碗」的風險寫出《公門菜鳥飛：一個年輕公務員的革新理想》，揭露擁有最多人才的公務體系如何變成笨拙、跟不上時代需求又沒有收藏價值的老爺車。
公門菜鳥飛：一個年輕公務員的革新理想
兩年前，他找了5名分別在中央單位、縣市政府、文化、林務、環保部門的公務員朋友，想在網路平台發表文章討論公務員制度，但顧慮公務員未經授權不可對外公開發言，也有保密義務，否則有觸法或免職的可能，最後不了了之。魚凱決定自己動筆寫，當時他想的是：「我已經不想做了，免職就被免職吧，但離開前我希望能丟顆炸彈，創造出一點改變的可能。」
從事生物科學的他，一直認為進入國家公園是份理想工作，除了延續生態研究的興趣，還能推廣教育、傳達理念。但他通過高考後喜不自勝的心情，在進入國家文官學院後一點一滴消逝。
先不論大眾是否認為公務員是「官」，總之文官學院老師提點的第一件事就是：「你們現在都『當官』了，」當時這句話讓魚凱渾身不自在，更別說下一個叮囑是「廣結善緣」，提醒這些菜鳥公務員好好認識彼此，未來可能獲得拉拔或是能彼此諮詢、幫忙疏通，「想拿到入山、入園證，以後就要靠在國家公園工作的魚凱了。」老師的說笑，讓魚凱苦笑。
下單位後，他更深切感受到何謂「依法行政、廣結善緣、全身而退」。同事間對公務的討論不如團購熱烈，若提出新點子，即便施行上不困難，主管的第一反應常常是：嘿無可能！「國家公園除了管理園區，也應具有環境教育功能，但會進入山區國家公園的人有限，我們能不能主動到學校宣導高山生態保育的重要？主管卻說那不是我們的事。」他回想，當時每週工作量只要3天就能完成，多餘的時間不能「多做」，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心態。
之後他轉調到地方單位，負責將自己擅長的生物多樣性整合，貫徹到各項政策中，「台灣的政策往往因為上位者換人而中斷，而繼任者不見得會繼續重視原先政策。」有一陣子魚凱面臨無預算可執行的困境，他自我調侃，「沒預算，我就只能做做雜事，協助管理考核，給各局處關於生態保育的建議，唯一的好處是靜下心來寫出《公門菜鳥飛》。」
魚凱將公務體制的糾結洋洋灑灑寫了13萬字，他自承，當初是透過書寫抒發心情，理清情緒的癥結——是自己有問題，還是制度文化有問題？他寫的是自己看了不舒服、想公諸於世的事，並從各個計畫、案例裡去細談，這些事說起來也非無人知曉，「例如關說，人人都知道，只是習慣成自然，但關說是對的嗎？」
（攝影/陳怡絜）他不斷思考的是：到底是公務體系有問題，以至於公務員無法施展長才，還是執行的公務員把制度搞壞了？
台灣的審計制度，正是讓「壞人不能做壞事，好人也不能做好事」。《採購法》雖然有多種採購方式，讓執行者可依照標案不同屬性選擇最低價標、最有利標、限制性招標，但許多承辦人及主管為了保險起見，會選擇最安全的最低價標，「因為選用不同的採購方式，就要提出解釋，必須說服會計部門認同你的理念與價值，甚至會被其他廠商指控圖利特定廠商。」魚凱解釋。
「大家都知道使用『透水鋪面』馬路比用傳統工法好，但舊廠商只會傳統工法，他們沒有提升技術，反而申訴公務員把標案交給能使用創新工法的廠商，為此，公務員就必須去作行政答辯，甚至被告上法院。」他就曾眼睜睜看著朋友為了打造綠建築，被未得標的廠商惡意檢舉，工程還沒做完就開始跑法院，搞得一身狼狽，自己心冷不說，連主管都下令別再找麻煩。
廠商不提升自己的技術層次，只想靠著和高官打交道拿標案；公務員為了省麻煩，只能一直把資源給這樣的廠商，台灣產業怎麼會升級？苦果是全民一起承受。
魚凱分析，「其實中階主管是關鍵角色，他們能編列預算、親近第一線執行者，可以下行政指導，要求策略性協助創新工法的產業，建議下屬盡量採用最有利標，並由下而上反饋一個政策的問題與協助調整。」但現行狀況卻是，主管被太多瑣事綁住（民眾反應、民意代表反應、上級長官交辦、支援各種剪綵開幕），反正大主管的事，也就是小主管的事，雜事纏身，很難回頭思考施政的方向。
今年五月，魚凱在網路上發表一篇〈給林全院長的一封信〉，引起新政府注意，行政院終於在七月底改變KPI管考制度，將表格填寫項目減少兩成。自己的大力疾呼，終於促成研考制度改革的契機，讓魚凱頗為振奮，但真要解決關鍵性問題，他期待能比照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形式，中央也成立公務員改革委員會，「畢竟預算沒有被妥善運用，也是浪費國民稅金啊！」
公務員要改革的當務之急，是讓人才進入公部門，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，這牽涉到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國考方式，一旦公部門想開特殊管道招募專業背景的人，必須以面試、推薦函取代傳統筆試，如此理當能找到適任者；問題是，台灣「人情至上」的文化，會造成採用面試的單位首長有接不完的關說電話。
「要舉證關說與人事任用的直接關聯性很難，所以公職任用一直採最公平的筆試制度，但也喪失了選才的彈性。」其實今年二月行政院曾通過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修正草案，遏阻民代助理、首長機要秘書、公營事業相關人員關說的可能，這個修正案日前在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目前交付黨團協商中。這個修法通過，才能讓人事關說白紙黑字被規範。
（攝影/陳怡絜）
而公務員自身就能做到的，是在職責內將公務預算做最有效的利用，「只要每個人都能這麼想，公務體系就會好很多。」他也建議，有心但勢單力薄的公務員，可以考慮與民間社團尋求合作，藉由民間推力來達成某些良善政策的推動。
舉例來說，過去台灣漁業執法人力非常薄弱，漁業署即使定出許多漁業資源保育區、限制捕撈的措施，卻沒有第一線人員配合執法，這種立法面跟執行面的落差，基層人員即便知道落實困難，也難以改變。但最近藉由民間團體對於漁業資源枯竭的反應，讓海巡署開始重視沿近海漁業保護的執法，成立「護永專案」加強非法漁業的查緝。「改革的能量在民間，而改革的資源在政府！」魚凱說。
許多朋友擔心，出書會讓他工作不保，他請讀者放心，目前為止沒有受到任何為難。也有讀者質疑，無論關說或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，在民間企業也屬正常，何必大做文章？他無奈的問：難道這種企業文化不用改變？國家是要往好的方向前進，還是繼續一起墮落？
現在，魚凱已經不再考慮辭職，只想趁著還在體制內，用自己的職權多做事。但他也不以身為公務員為豪，一來是社會瀰漫一股仇視公務員的氣氛使然；二來他也還沒做出讓自己驕傲的成績，他苦笑說，「大家知道我是公務員，竟然是因為我出書批評公務體系，其實蠻荒謬的，只能莫忘初衷，努力讓公務員有怎麼成為國家進步力量的一天吧！」
